1、河套地区开发鼻祖王同春(一)王同春是直隶顺德府邢台县人,生于清咸丰元年(公元一八五一年),。他出身微贱,没有受到教育,识不得几个字。他的幼年的生活,大约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到十六岁那年,他犯了杀人的案子,从家乡逃出来,同拳术家李三侉子一直推车到了河套。河套本来是一块肥沃的地方,谚所谓“黄河百害,惟富一套”。黄河在河套一段,本有两道,在北的叫做北河,在南的叫做南河。后来北河渐湮,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间淤断,和南河不通,土人呼为五加河(也有人写作乌拉河)。从黄河到五加河,叫做后套。这块地方,南北四百余里,东西六七百里,真是天府之国。自从明朝入于蒙古,只充做牧场。到乾隆年间,有几个汉族渔夫捕鱼到此,在近河处用桔槔取水,试行种植,大获其利。到道光三十年,黄河水溢,北岸决成一河,名曰塔布河。河流所及,都成了膏腴。那时山西人民移殖来的渐渐多了,他们在那边种地,有非常好的收获。听说一个人可以种到一千亩,种一年可以吃十年。起初他们只会利用天然的河流,后来也会自己开渠,引水灌田了。王同春就在这个机会中赶到了河套。有一个四川人,名唤郭有元,他先到河套,娶了甘肃女子,成家立业。他首先提倡开渠,这条渠就叫做“老郭
2、渠”(现在改称通济渠)。同治十三年,王同春投在郭家,充做工人,勤苦地工作。他的身材特别高大,长六尺左右,进普通的门户全需低头而入。力气又极大,一锹下去,掀起来时就有百余斤的土。郭有元见他一表人才,心里着实爱重,就叫他管理渠工,把女儿嫁给他。他既成了家,就向蒙人租了牧地,自创一牛犋(这是绥远的特别名词,两条牛为一牛犋,引伸为村庄的意思)。后来再开第二个牛犋,以至于第三、第四他的田多了,就隆兴长(地名,在今五原城南)创一牛犋,这是他的大本营。光绪七年,他又自己开了一条小渠,叫永和渠。十二年,又开同和渠;后来开得长了,改为义和渠(在今五原县),这条渠长有百余里。在这时候,他已经不受他的丈人的节制了。光绪初年,开渠垦田的还有几人,西边有一姓王的凿了一条黄土拉亥渠,又有一个姓杨的开了一条杨家河(都在今临河县)。东边有一曹四,还有一个四老虎,同时开了一条长胜塔布渠(今名长济渠)。凡是一开了利就会发生争端,他们为了争水争霸常时械斗。王同春势力最充裕,他有来复枪、前膛炮,手下养着的逃兵和把式匠(即拳教师)又最多,械斗几年,他独霸了。河套共有八大干渠,每渠周围数百里,他一个人就开辟了五个,拥有良田一万余
3、顷,牛犋七十个。河套地方几乎给他打成一片。(二)但他的战胜并不完全靠武力;他有绝特的聪明。开一条渠不是容易的,三丈阔,三丈深,数十里至数百里长,还有许多的支渠,费钱数万至数十万、百万。实在是很伟大的工程。要是开了没有水来,或来而不多,人力财力岂不冤枉花了。但他识得水派,有开渠的天才,一件大工程,别人退避不遑的,他却从容布置,或高或下,或向或背,都有适当的计划。他时常登高望远,或骑马巡行,打算工程该怎么做,比受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还要有把握。在黑夜之中,他点了三盏灯,疏落地放着,来测定地的高低。逢到下雨天,他又冒雨出去,说那里有水,锹头挖下去,果真冒出水来了。遇有疑难的地方,低着头看,抬着头想,痴痴地立在渠边,有时竟彷徨终夜。等到豁然贯通,真觉得上下通明,快乐地跳起来,叫起来。他是这样地精神专注的,他又最不会失掉经验。夜中驰驱旷野,偶然不辨在什么地方,只消抓一把土向灯一瞧就知道走到哪里了。有一次,他指着一块地,说一尺以下必有水,旁人不信,掘下一尺,他的话竟验了。这人骇怪,问他原因,他说,“你看,地鼠穿的窟窿,翻起来的土是湿的。这不是很明白的证据吗!”黄河中起泡,他知道水要涨了,对农民道,“
4、你们看,我开这渠,水会跟我来的!”果然渠口一开,水就汹涌地进来了。农民对他信仰极了。真要把他当成龙王拜。后来他和人家打架,被挖了一只眼睛,大家就称他为“独眼龙”,嵌进了这龙字。又因他小名进财,也称他“瞎进财”。凡是到河套去,提起王同春,这名字太文雅了,未必人人知道;一说瞎进财,没有不知道的。他还有一个表字,叫做“浚川”,这当然因他有开渠的功绩,念书人取了尧典中的句字替他加上的了。他非常的惜物,爱牲畜,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后自己吃饭。他又非常的刻苦,开渠时自己也夹在工人队里,一齐动手,就是他的爱子也逃避不了这种苦差使。就是他的女儿,脚裹的小小的,也要背了枪在渠里监工。他的势力既渐渐雄厚,于是招兵买马,做起土皇帝来。流氓跑向他那边去,犯罪的也逃到他那边去。三教九流,他都容得下。直鲁豫三省的贫民,去的更不少。本来茫茫的荒野,给他一干,居然村落相望,每天下锹的和担土的有数万人了。他用了兵法部勒他们,个个人要替他做事,不许随便离开。农闲之时,又要施行军事训练,以防敌人的侵袭。清末革命党需要金钱的接济,常去访他,也受过他不少的恩惠。他对于钱财一点不吝惜。凡是去依赖他的人,他每每给这个人娶媳妇,再给以百
5、亩或千亩的田地。光绪十七、八年两年,京北大旱灾,他捐输了粮米一万多石。二十七年又是闹荒,他再捐了六千多石。他既广辟田地,开沟渠,置牛犋,后套里方圆数百里,再没有蒙人游牧的地方,于是他们不是北渡阴山,就是南越黄河,王同春势力所及之地便断绝了蒙人的足迹。也有人说蒙人很信仰他;蒙旗里有什么争端,只要他一出来,调停事就完了。到底怎样,尚待打听。也许王同春的强垦蒙地比了官垦还能讲些公道,又还舍得花钱,虽然蒙人一样地受压迫,究竟压迫得轻的会得人心呢。他不仅对于蒙人毫不客气,即对于洋人也没有礼貌。比利时等国的教士在绥远一带传教历有年,每一个教堂各领有蒙地数百千顷,筑室耕田,自成都邑,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国,做事自然偏于强横。王同春压不服他们,他们也压不服王同春,彼此积有嫌怨。在这方面,我们虽没有听到什么故事,幸而觅得陕西巡抚升允的一篇奏书。奏书中的事情是这样:蒙人和教民闹起来,在庚子年后蒙方当然不会占便宜,其中有一个乌审旗(即鄂尔多斯右翼前旗)需赔银四万八千两,但这旗太穷,不但拿不出钱,也拿不出牲畜,只得把一个盐池押给教堂;教堂不要,因此招商承领。有人推举王同春承领,王同春自己答应了,而教堂不肯答应,
6、说:“此人最不安分,与教堂颇有宿怨”,竭力阻挡。地方政府无法,把盐池改为官办。从这一点上可以知道,王同春对于外国人是怎样的倔强。有一个河南人陈四,到河套时比王同春早些,他也是一个豪侠讲义气的男儿,手下自然收得许多徒众。两雄不并立,他们两家时常械斗,杀伤的人很多。诉到官厅,王同春就被捕入萨拉齐的牢里。萨厅抚民同知文钧觉得械斗的事双方都应负责,不该独使王同春受冤屈,把他放了。后来陈四方面屡次上告,文钧为了这件事情竟革了职。他年老无子,不回家了,寄居在绥远城里,也没人理他。有一天,外边忽然来了几十个大汉,把他抬了去,他莫明其妙。停了一会儿,才知道他们是王同春特地派来接他的。到了王家,王同春跪下说:“大人,你是重生我的恩人,你没有儿子,我就是你的儿子了!”奉养他终身,殷勤服侍,过于孝子,远道的人听了,愈加钦佩他待人的诚厚。光绪二十七年,库伦活佛听得他的名声,聘他到外蒙开渠。他带了一千个汉人去工作。结果如何,因为道远,述说的人也不知道。但他的幸运已在这一年交完了,从此以后,他就一重重地堕入了厄运。(三)光绪二十六年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西太后等逃到陕西,岑春煊率师勤王,路过河套,看见土地肥美如此,
7、心中着实想用国家的力量帮助农业的发达。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抚,就奏请开发(因为那时的绥远是山西管的)。朝中准了,命贻谷做督办垦务大臣,二十七年先在东蒙着手,二十八年推到西蒙。贻谷到河套一看,见王同春的势力这等雄厚,觉得非把他打倒,政府的垦务是不能办的。因此,对他说:“你办垦务极有经验,我就请你当了总工程师罢!”贻谷带去的一班人,看见那边有这样的大财主,个个眼红,想去揩他的油。他知道政府的势力来了,豺狼当道,对他必然不利,但无法反抗,他任了总工程师,第一件事是修长济渠。他只命工人往低处开,水来了上不去,反把以前所开的渠一起淹了。他达到了败坏渠道的愿望。本来绥远的萨拉齐厅辖区极广,后套全部在内,现在宁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内。自从政府开发西蒙,就把它的西部划作五原厅。二十九年,五原厅扶民同知兼西蒙垦务督办姚学镜为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开,亲带几营兵到他家里,勒逼他把渠道归公;他违抗不了,只得屈服。从此以后,政府里设了水利局专管放水,每年征收水租;在规定之外,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额外的需索,不肯纳贿的就不给水。逼得人不能种,河套里的良田又变成沙碛了!王同春是自开渠道的人,政府里算是体恤他,贴还他一些开渠费
8、。在那时,他不再能和以前械斗过的人争气了,于是他的二十余年来的敌人,一一上衙门控告他,其中以陈四为最厉害。他派人同陈四说:“从此以后,我固然完了,但你也完了!我们讲和吧,我们把两班把式匠遣散了吧!”陈四听了他的话,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辞退。二十九腊月三十日,陈四住在义和渠旁土城子(今五原县城南约六十里),王同春的拳师社福元带了几人,从隆兴长赶骡子到土城子,夜十二时把陈四打死了。杜福元们跨骡东去,八点钟走了四百里路,到包头,大年初一到处拜年。陈四家属告状,官府捕获了杜福元,但他说,“元旦天亮我就在包头拜年,怎么大年夜的十二点我在土城子杀人?两处相去四百里,难道我是会飞的?”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。但是办垦务的官员们发财的机会又到了。他们叫王同春来,斥责道,“你私垦蒙地是有大罪的,杀人也是有大罪的,两罪并发,你有几个头?这不是害了自己不够还害子孙吗?听我们的话,你具一个甘结,我们替你消案!”说罢拿出一张纸来,叫他画押。王同春是不识字的,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什么,迫不得已,打上了一个手印。这一打,他的田就去掉了无数!到光绪三十三年,王同春到底为了打杀陈四案被捕入狱。关了五年,适逢辛亥革命,绥远将军坤岫
9、因人心不安,要把监内五十一个犯人一起枪毙,结果,别的都死了,只有王同春没有死,然而死尸却还是五十一个,原来一个开枪的兵丁误死在内了。将军觉得其中必有天意,没有杀他,仍旧监禁。民国元年,他恢复了自由。绥远将军派他回河套办团练,安定边疆。他回到家里,叫人肩扛一面大旗遍走四乡,嘴里喊道,“王老子放出来了,奉将军的命令训练乡团,保护老百姓了!”百姓们听了这话,聚集拢来,不上一个月就部署井然,威声大振。民国二年冬,外蒙入寇,他埋伏了许多团丁,在高阙戍前打了一仗,蒙人大败而归。他因有了这回武功,得到政府里五等嘉禾章的奖赏。可是他的田产很少是他的了,他虽任当地的农会会长,还做得出什么事情来呢?听说阎锡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过很深的交情,辛亥革命,阎氏曾得到他的兵马钱粮的帮助,因此,民国以来他输运货物,经过山西,很受当地保护。他每年把滩羊皮和软毛细皮从宁夏后套运到顺德,再把绸缎布匹洋广杂货从顺德等处运到后套,车上插了“王同春”三字的标旗,经过山西税卡,概可免验放行。因此,他在顺德民间的声名也很大。但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时他正关在狱里,或者只是一种民间的传说而已。民国三年五月,地理学家张相文旅行到五原,他在归化听得了王同春的名望,访他谈话,一见倾心,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。听到他自叙五十年来的经过,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。张氏回到北京,和农商总长张謇说了。那时张謇兼任导淮督办,听得有这样一位开河的天才,自然高兴,就聘他为水利顾问,招他到北京,并嘱他带了两个儿子到南通师范学校读书。这年冬天,他们动身,路过绥远城,谒见将军潘矩楹,潘将军的手下人和贻谷的手下人一样,看他有钱可榨,就劝将军加他一个罪状,把他下狱。张相文与张謇函电营救,都没有效果。张謇为了这事特地进总统府见袁世凯,用袁大总统的命令打电报去,方得释放了。他到北京,对人说:“险呵!案子已判决,该枪毙了!只是这命令迟到一天,已不及了!”他想起这些事情,真觉得万念都灰了。他们到了北京,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里住了三个月,和张謇等商量开垦河套的计划。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西通垦牧公司,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地十万八千亩作为公司事业的基础,张謇和张相文各出二千元作为活动资本,从民国四年四月开冻时办起,张相文亲自去布置。因为交通不便,官吏贪婪,军队骚扰,土匪猖獗,办了六年,不但开垦失败,连牧畜也失败了。民国三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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